གསུམ་གཅིག་བཞིའི་དོན་རྐྱེན་སྐོར་གྱི་ཞིབ་འཇུག་སྙན་ཐོ།

藏区3.14事件社会、经济成因调查报告

公盟法律研究中心

【目录】

前言. 1

一、快速现代化进程中的藏区经济、社会变迁. 3

1、中央主导的快速现代化进程. 4

2、特定路径下加速现代化进程所造成的社会性后果. 7

二、70、80年代出生的藏族年轻人的生存困境. 12

1、基础教育存在严重问题. 12

2、职业教育的和社会机会缺乏. 13

3、生活在更开放的现代化进程相对剥夺感的加强催化了民族意识. 14

4、对本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的迷失和遗忘. 15

三、藏区治理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16

1、藏区治理结构的演变. 16

2、藏区区域自治下权力结构存在的问题. 19

四、政府对3.14事件后续处理中的失误. 21

五、现阶段复杂的藏族宗教文化问题. 22

六、结论与建议. 24

附录：. 26

（一）安多与卫藏地区历史文化背景回顾. 26

（二）国家对藏区民族政策、法规变迁梳理. 30

（三）调研访谈资料汇编. 30

（四）调研对象联系表. 30

前言

2008年3月至4月间，我国拉萨、甘南以及阿坝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群体性暴力事件。事件发生地遍及卫藏和安多两个藏区。上千名当地青年与僧侣参加了对机关、店铺、其它公共设施的打砸损毁，甚至暴力攻击无辜百姓。是什么原因让这些藏区青年，包括僧侣成为了暴力事件的主角？是如宣传所称的政治宗教层面的强烈诉求，还是社会生活不满情绪的集中释放？对于此次事件，中西方媒体围绕着“藏独”、“ 人权”、“文化灭绝”等意识形态话语进行了各自的解读，彼此激烈争论。

314事件固然有外部成因，比如部分流亡海外的藏人政治、宗教方面的诉求，达赖喇嘛在海外的影响力等等，但是一场巨大的社会矛盾不可能单单依靠外部因素就能形成，必然有其内部成因，而新闻报道却较少对此次暴力事件爆发的社会土壤进行详细考察。受民族感情的影响，有些报道甚至引发了更广泛的民族间的不信任和互相攻讦。对藏族民众生活状况实地调研的缺失，既不利于在理论层面理清藏族地区社会矛盾的本质，也不利于在现实层面解决问题。藏区的教育、就业现状怎样？普通人的生活、思想状态如何？尝试探析这一“突发”事件背后的社会土壤，通过在当地的调研和访谈相对客观地了解变化中的藏区，加深民族理解和包容，推动民族关系的和谐，这是公盟此项调研的强大驱策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权力、财富分配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样一个社会剧烈变迁、对外开放加速的形势下，我国各民族都面临着全新的发展需要和路径选择，族群关系也呈现新老矛盾交织的复杂局面。我们调研的初衷和核心目标是“理解”，主题是“藏区问题的社会根源与近年来藏区社会生活变迁”。时代在变，每个族群的生活也在变化。选择“变迁”这一视角，既能涵盖那些经历过“农奴——土改——改革开放”的老人，更希望关注那些生于70年代之后，成长在藏区，面对全球化、现代化冲击的藏族青年。作为藏区的未来，这些青年的生活环境和视野已然远不同于他们的父辈，有了新的衡量现实的参照系。不再是之前的农奴社会，而是自己身处其中、耳濡目染的现代生活；不再是一个被自然环境保护的自成体系的藏区，而是或主动或被动与整个中国和世界紧密联系的地域。在激烈演进的社会改革过程中，藏区社会面临的各类问题与挑战，因其自身的特殊性，似乎更加严峻和迫切。

本次调研选择了安多藏区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夏河县以及卫藏地区拉萨市和乃东县为调研地。安多藏区甘南自治州是藏族文化艺术的重要源生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安多藏区一直处在藏汉民族交流融合的前沿。该地区正是研究藏民族社会变化的经典模型。卫藏地区的拉萨、山南，是藏文化的祖地和古老的政治文化中心。改革开放以来，卫藏和安多都在经历一个加速现代化的进程。外来的因素不断在冲击和改变其面貌。之所以选取这两个区域，也是因为这两个区域有着不同的历史传统和结构特征。它们之间的对比和共生，凸显了藏区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在搜集整理文献的基础上，小组走访了以上地区的学者专家、僧侣、农民、牧民、艺术家、商人、移民，希望通过亲身接触当地的声音更客观清楚地勾勒出藏区百姓的生存状况。

鉴于过去的经验、有限的调研时间，结构式访谈和问卷并不适应当地文化程度偏低、存在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实际调研情况。无结构式访谈能最大限度地获得丰富的社会材料，也能灵活地适应被访者的情况。所以，小组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无结构式访问相结合的社会研究方法，将对社会状况的普遍性考察和个案分析相结合。最终实现方法为深度访谈和小型座谈两种。

我们认为，全球化下的民族问题是民族国家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本着理解和尊重的原则，各民族间关系的维护和调试应该得到更大的关注。长期以来，“西藏问题”是最热点、最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之一。近年来藏区矛盾冲突的恶化，一方面源于长期以来意识形态考量所造成的理论盲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变迁下凸显出来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关注不够。

当前状况下，要从根本上解决藏区等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矛盾和问题，首要要加强对该地区民众思想、经济、生活状况的切实调查。了解才是协商、团结、发展的前提。要真正推动藏区的健康发展，当前的民族理论和政策需要转变思路、调整思想，从一贯关注构建民族国家的宏观视角转向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基本生活、权益保障、公民意识培养和社会长期发展等实际问题。

我们呼吁，更多地站在藏族的立场上，而非汉族和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寻求尊重藏族社会特点和意志的现代化之路，建设有着藏族特色的和谐社会。实际上，面对传统矛盾和现代化发展的冲击，汉族和藏族都在面临相似的问题，更需要惺惺相惜，需要彼此的借鉴和鼓励。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报告，中央政府以及藏区以外的中国人民能够加深对藏区社会变迁的理解，希望能够在互信的基础上建立真正健康和谐的藏区。

一、快速现代化进程中的藏区经济、社会变迁

调研一直关注3·14事件背后的社会结构的真实状况。虽然在当地的调研仅有一个月，但我们已经深深地感到了这次事件之中所寓含的群体性不满或愤怒有其复杂的社会性根源。事件体现出来的各种矛盾既有历史的根源，有无法回避的宗教感情和族群认同的原因，也有深刻的现实利益冲突问题。我们的调研只能截取问题的一个纬度——藏区正在经历的快速现代化进程来尝试进入议题，引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更深入的讨论。当然，藏区的快速现代化进程并不是此次3·14事件的直接原因和导火索，甚至不一定是藏区问题的本质和核心。但我们期望，它能为更深入了解藏区社会的变化提供一个背景，为理解如今的藏区民众心理和行为提供一个入口。

短短的几十年间，藏人生活的世界正从传统走向现代，其背景是大一统的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快速市场化路径下的现代中国的兴起。从一个相对封闭和传统的宗教社会、部族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开放社会，从简单的农牧生活走向市场化、商品化的现代经济，从在血液中根深蒂固的信仰生活到如今现代性价值体系对宗教感情的冲击。在民族国家以及其他现代性的合法性话语体系之下，藏族面临国民身份、族群身份与宗教身份等多重的分裂和错位。任何一个民族或群体面对如此急速却又被动的转变都无可避免地感到不适，充满矛盾。而客观来说，这个急速现代化的过程和它的路径并不是藏族主动选择的结果，有太多强大外力的作用。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与藏区历史遗留的种种问题交织在一起。在调研和访谈过程中，我们不只一次体会到，今天的藏区所面临着的种种分裂、痛苦和困惑。

经过3·14，从汉族和政府的角度出发，对藏族有很多不解甚至指责，认为国家给了藏区藏族这么多的扶持和帮助，为什么还要“闹事”。但对藏族人而言，现代化的生活和种种“发展”标准并不是幸福的全部标准。汉族的帮助和带来的“发展”常常同时伴随的是强力的改变、冲突和藏人本身意愿的不被尊重。“藏人的幸福更多的是宗教信仰上的这种自由，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能够施舍给别人获得的这种幸福。（龙布访谈）“随着改革开放，带给藏族人民一种新的价值···强迫藏民接受‘发展才是硬道理’就是强迫他们接受‘消费才是硬道理’。在这个过程中，···在价值上把一个原本有信仰的民族给改造了，同时也已现代化的方式改造了西藏，改造了那里人民的生活。”（李小山访谈）从现实利益层面出发，现在急速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给一般藏民群众带来更大的发展的好处，反而面临着一个日益边缘化的境地。

解读3·14事件有一个重要的角度，那就是区域社会和群体对发生在自己身上这几十年来的各种变化的一种应激反应。似乎无法理解的表象下，隐含着合理的利益诉求和情感宣泄，这恰是需要我们理解和反思的。

1、中央主导的快速现代化进程

学者Andrew Martin Fischer 在“State Growth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Tibet ：Challenges of Recent Economic growth”一书中曾提出，新中国成立之后，藏区经历了一场全新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是在新中国的主导下进行的。这场现代化进程一方面使得藏区从传统走向了现代，极大地改善了藏区的基本面貌，提高了藏族人的生活水平。但这场现代化进程——“发展”逻辑、发展的路径和速度——对藏区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藏人在藏区被日益社会边缘化。梅·戈尔斯坦在《雪狮和龙：中国、西藏和达赖喇嘛》一书中曾提出他对1989年事件的理解。他认为，不仅是历史的原因，需要看到激进而快速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计划所造成了新的矛盾和问题。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藏区加速现代化的进程（市场化进程）和“发展”的政策思维并没有真正帮助藏区顺利实现现代化的过渡，反而在很多层面上造成了对藏族（从经济社会、文化、种族属性和认同上）的结构性边缘化，激化了一系列矛盾。这也是为什么在八九十年代之前，虽然藏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比现在更落后，但反而比现在相对稳定祥和。这既源自藏区—藏族的传统性与现代化进程之间必然发生的剧烈冲突；也一定程度上来源于藏族自身无法在真正意义上主导和掌控自己现代化进程的路径和速度。首先简单总结和分析一下中央推动的藏区现代化进程的主要阶段。

旨在建立一个新西藏的现代化进程是20世纪以来决定藏区—藏族命运的核心议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在藏区推动全面的改革，脱离传统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建立新的社会基础。这场现代化运动既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旨在推动新的合法性的建立；同时也深深触动了藏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触及了藏区的宗教、文化等深层次核心。就中央的藏区政策，可以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藏区现代化进程粗略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阶段的藏区变革；第二阶段是伴随着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从八九十年代开始的加速现代化的进程。

(1）第一阶段：全面改变原有藏区政治结构和经济形态，建立制度基础。

1949年中国新政权建立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政治一体化”，重新梳理中央—地方的权力关系，重建地方权力机构。在少数民族地区，模仿苏联的体制，以“民族”划分和辨认为基础，建立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体制。通过“逐步”建立各级民族区域政权，废除宗教领袖与部落头人的特权，进而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和部落制度，重建中央对少数民族区域的有效统治。由于历史上中央—地方权力关系的特殊性、政教关系的特殊性以及汉藏融合的差异，卫藏地区从政教合一的权力体制向中央领导的地方民族区域自治的结构性更替呈现出比安多地区更复杂和更被动的情况。但无论对于安多还是卫藏地区，制度上的转变都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

在经济基础上，自五十年代末开始，中央先后在安多和卫藏区域推行土地改革，废除了寺院经济和部落—土司等基础经济制度和结构，废除农奴等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将土地牲畜等基本生产资料分配给农牧民。通过基础生产资料制度的变革，农牧民获得了生产资料，藏族整体的生活水平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当时藏区的核心产业依旧是农牧业以及初级手工业。这一经济基础的变革极大地改变了藏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定程度上在藏区成功地建立起了新的合法性和认同感。（调研组在对农牧民的走访中，发现在很多家庭摆放或者供奉毛泽东的图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藏区开始获得中央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大力支持。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的改变使得藏区整个与汉族地区在制度层面达到了一致。同时，整个藏区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2）从八九十年代开始的全面市场化背景下的现代化进程

以1976年文革结束为标志，中央的藏区政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也是文革后中央全面恢复和重视藏区工作的时期。八十年代初，虽然有了制度上的“统一”，但藏区的整体社会经济状况和藏族民众的生活水平仍大大落后于汉族地区。并且，在反省文革时期藏区政策后，中央希望通过关注藏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重新恢复自己在藏区人民中的威信。新政策的核心是，在中央更大力度的扶持之下加速发展藏区经济，以发展促稳定，为稳定推进发展。通过进一步加速现代化进程，提高藏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希望进一步改变藏区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认同结构，建立和强化在藏区长期稳定的合法性和认同。这可以在近二十年来西藏工作会议的基本精神上得到充分反映。新阶段的政策一方面继承了中央从1959年开始的，却为文革所中断的藏区改革进程，另一方面更明确地推进了中央主导的藏区全面现代化的深刻变革。

1984年3月中央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纪要》中提出：要按照不断发展的新情况，修订具体政策，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千方百计地把经济搞上去，使西藏人民尽快富裕起来。中央投资40多个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为全面建立藏区特别是西藏自治区的现代经济提供大力支持。1989年10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西藏工作会议纪要》强调指出：西藏工作要紧紧抓住两件大事，即政治局势的稳定和发展经济。2001年6月25日至27日，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将干部对口援藏工作延长至20年，同时使西藏所有的县市区都得以全面覆盖。

对于藏区的农牧区，主要的政策变化发生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藏区推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农区，推行了“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在牧区，推行了“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进一步鼓励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国家通过财政倾斜，加快公路、铁路等一系列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改善藏区交通条件和投资环境，带动旅游业和各种资源开发及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有意识地在藏区扶持一些工业项目和产业的发展，鼓励服务业、旅游业的发展。同时，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允许非藏族进入藏区（主要是西藏地区）进行自主经营。

在社会福利方面，对藏区的核心区域（主要是拉萨等主要城市）给予高额资金，提供免费教育、各项社会福利、公共事业建设等；对农牧区等贫困地区给予国家扶贫资金的支持和补助。在基础权力结构方面，重新关注输入接受良好教育的非藏族人员入藏，进一步稳固地方权力结构。在文化教育方面，通过在藏区的基础教育以及在内地创办西藏学校、西藏班等，培养新的藏族精英。

新的政策取向其实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方面重视现代化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发展；另一层面，反省在文革时期的错误，重视和尊重藏区的“藏族”特点，扶持藏族地方官员，关注藏区文化、教育事业，继承和恢复藏族文化和宗教生活，鼓励使用藏语等。这集中体现为两个重要的趋势，一个是市场化，一个是宗教生活的复兴。

第一阶段新的制度结构改变了传统意义上藏区—内地、藏区—中央的关系。制度的磨平和直接的统治使得藏族和整个中国的发展直接捆绑在了一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随着整个中国开始摸索着进入快速、全面市场化的发展阶段，藏区的发展被有意识地整合到了整个中国加速现代化的进程中。藏区经济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加速市场化、现代化成为解决藏区问题的一个核心思路。

文革后中央的藏区政策经历过一个恢复和宽松的过程。这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希望尊重和扶持“藏区-藏族”特点的政策面上。但这种宽松并没有突破统治合法性和稳定的基本诉求。对藏区宗教生活的矛盾态度，八十年代末拉萨发生的一系列不稳定以及和达赖喇嘛谈判的屡屡受挫无疑使中央不再愿意更多地让步。整个藏区政策的核心日益落到“发展”逻辑上——关注经济发展和“汉族”主导的现代化进程。

这种“发展”是通过中央直接提供大量的财政拨款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为引擎来进行的。这种倾斜具有很强的“示范性”意图，大量倾入了藏区的少数地区（以拉萨为核心）。以传统农牧业为基础的藏区本地经济并没有真正发展和活跃起来。在整个过程中，对藏区的真正了解、藏区发展的特殊性以及更广泛的藏族民众的需要和愿望关注得太少。

2、特定路径下加速现代化进程所造成的社会性后果

特定的政策和发展逻辑，特定的发展路径和速度，这些都引发了特定的社会性后果，塑造了今日藏区在经济形态、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心理上的种种特点。

（1）“扩散”经济发展模式下的藏区经济生活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藏区经历了两次明显的现代化变革阶段。不少学者已然注意到这一现代化进程的内在逻辑。马戎教授在《西藏的经济形态及其变迁》中指出，藏区经济形态的变迁体现了现代化的“扩散模式”——核心地区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逐步“扩散”到边缘区域。“扩散”是在中央政府引导和推动下来进行的，无法脱离追求一致性的“大一统”观念和狭隘的汉化发展观。

藏区现代化进程首先是建立在对藏区的基本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大破大立”的基础上，完全推倒之前的结构和制度，将“统一”的新体制植入藏区。这个进程服务于新的统治合法性的建立。其次，这一现代化进程的维持和推进一定程度上一直依赖于中央政府的外来性扶持和支援。第三，现代化进程的路径选择常常无法脱离政治稳定和意识形态逻辑的影响，呈现出“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内在矛盾。

马戎教授等学者对西藏特别是拉萨地区经济结构的研究表明，快速的城镇化进程是直接依附于中央财政支持进行的。鉴于藏区的自然和社会条件，“输入”的工业化进程都以失败告终。借助高福利和政府购买，拉萨形成了消费经济。但对于一般的农牧区而言，他们往往面临和中国内地农村一样的困境——现代化进程中薄弱而原始的农牧业的天然弱势。最近二十年（更确切地说是最近十年），藏区在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经济活跃程度乃至和汉族地区经济联系的紧密度等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变化。

在现代化进程中，农牧业作为传统产业本身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受制于自然环境这种弱势更加明显。甘南地区为代表的传统农牧区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在甘南调研时，甘南自治州仍是全国重点扶贫点。以农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使得甘南藏区相对贫穷，一般农牧民的生活水平基本停留在温饱线之上。除了投资生产之外，一般农牧民每年的余钱并不是很多。在夏河调研时，当地的学者告诉我们，除了初级农牧业之外，当地产业体系近乎空白。之前围绕着农牧业的加工工业——比如毛纺厂、屠宰加工厂等都倒闭了。而作为拉卜楞寺所在地，夏河每年的旅游也只有5月到10月为期半年左右的开放期。受制于特定的产业结构和自然环境，藏区大多数区域在现代化进程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而以拉萨为核心的发达地区却在中央倾斜性扶持之下获得高福利、重点补贴。从九十年代开始，对当地政府的高额财政支持、大量的基础建设投入以及给予城镇居民的高福利迅速改变了拉萨的面貌，也带动了整个商品经济的繁荣。拉萨固定居民的收入水平达到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的水平，远远高于藏区的一般农牧民。作为一个现代都市，拉萨具有标志繁荣的一切。通过访谈，我们感受到，拉萨作为藏区现代都市中心的地位和面貌就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起步，在2000年之后飞速形成的。通过接触之前学者的研究及很多拉萨本地的市民，我们发现，拉萨的城市生活水平、固定居民的收入和福利水平以及现代化的生活方式都已经不亚于任何汉族的发达地区。这和安多地区（以农牧业为主）等核心区域之外的藏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加速现代化或快速市场化的进程中，藏区和汉族地区，藏区内部的不同区域，以及藏区的城镇和农牧区都出现了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

另外，在中央“西部大开发”和加速藏区发展战略的大政策下，巨大的投资项目和城镇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旅游业的兴旺，外来寻找经济机会的人群不断涌入藏族核心区域聚集。新的经济机会既搅动了藏区内部的人口流动，也吸引了大规模的外来人口进入藏区的核心区域。以拉萨为代表的经济移民就是一个突出的现象。而政府对这个过程一直实行不干预的政策。

（2）藏人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日益边缘化。

从1959年开始，西藏地区的农牧业生产有了显著的发展，但根本上以农牧业为核心的经济结构并没有改变。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农牧业的弱势地位越来越明显。农牧业的现代化受制于各种原因停滞不前。与此同时，城镇区域的主导产业始终无法建立起来。国家持续的支持和投入却带来大规模的亏损。在藏区推行和内地一样的现代化路径并不现实，也不合理，缺少成熟的社会基础。中央的大力支持反而使得藏区过度依赖中央政府，演变成 “依赖型经济”模式。甘南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只占全年财政收支总额的极少部分（往往是1/10以下），大部分的财政来源是中央拨款。这种情况在西藏自治区同样存在。虽然国家每年大量投入，但这些资金对当地经济的独立发展帮助甚小。由于缺少核心的优势产业，农牧业仍然是初级阶段，而核心区域的商品经济的主要动力又是非藏族群体，整个藏区的现代化进程没有自身的活力，也无法给一般藏族民众带来更大的利益。

国家在大政策上的倾斜和扶持并没有效惠及藏族的普遍主体。藏民无法快速融入全面现代化进程，真正惠及每个个体的扶持和保护反而缺失了。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标志是人脱离传统关系融入现代社会的过程。这既涉及到机会的问题，也涉及到技能的问题。而对藏人而言，目前藏区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两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问题。

首先是机会问题。如果说五六十年代改变了普通藏族民众的生活，使大多数藏民获得了好处，那么现在快速的现代化却可能带来的是藏区本身的分化和民众间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特定的现代化进程和政策逻辑以及倾向性扶持造成了一个分裂性后果和相对剥夺感的加剧是需要深思的。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普通藏族民众（特别是经历过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藏族民众）对毛泽东都持较高的认同。通过“解放农奴”、彻底打破藏区社会原本的经济社会结构，当时基本政治和经济基础的变革、新的意识形态的引入冲击了传统的藏区社会，惠及藏民个体。不少人回忆毛主席的时代都说那个时候好，很公平。不少当地知识分子承认，自己如今的地位和生活是毛主席和政府培养起来的。

而九十年代之后的藏区发展呈现了一个日益分化和缺少公平的趋势。国家的扶持和各种优惠性帮助都集中在以城市为中心、以大型基础建设为中心、以服务城镇人口为中心的方面。对占藏区主导的农牧业投入和引导远远不够，对一般农牧民的生产经营关注不够。在甘南夏河县访谈农牧民的时候，不少农牧民告诉我们没有资金扩大再生产，只能维持一定的生产规模。想多养牛羊，受制于草场和资金限制。想开店但没有本钱。在当地最繁华的商业街道上藏人的店铺并不多，多为回民。而且这些经营者多是经营了十几年，家境比较殷实的人家。当问到当地有没有一些扶持性的小额贷款等项目时，他们都说很难获得贷款资金，没有本钱。访谈中发现，不少人是因为在本地缺少发展机会（没有牛羊、土地，或是没有本钱进行其他副业）才考虑出去打工。但一方面束缚于传统农牧业的生产特点、对劳动力的要求，另一方面束缚于语言、技能，他们真正的机会很少。而农牧业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和增长前景有限。不少出去打工的藏族年轻人或前往城镇“卖酥油”，或只能在建筑工地上干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沙石工，还得依靠之前出去的更富经验的同乡介绍。

在采访藏区老师的时候，他们都提到很多受过教育的藏族孩子不愿意也不能再回家干农牧业了。他们通过教育、各种媒介了解了外面的世界，向往外面的世界，却无法走出去，也无法走进去。不少年轻人往往聚集在一些城镇，在那里他们看到了自己得不到的，感受到一种无法参与其中的无力感，也不同程度地体验到被排斥（语言上、机会上）。

在拉萨，随着大规模城市基础建设的推进、旅游业、服务业的发展，经济日益繁荣；且国家对藏区的经济发展机会和就业机会采取了一种完全开放的策略。大量的汉族和回族被吸引进入经营商业、餐饮服务及旅游业。在繁荣的经济中收益最大的是外来人口，是非藏族，而藏族人由于缺少资本、技能等方面的真正扶助日益被边缘化了。在拉萨，到处都是四川人开的川菜馆。出租车司机以河南、四川、湖南、陕西的外来非藏族为主。旅行社几乎为外地人所有，在旅游纪念品和手工艺品经营方面，八廓街周边的店铺一大半是来自甘南、青海回民所开，而非藏族。很多藏族的手工艺品来自云南，来自浙江，来自尼泊尔。一位西藏大学的艺术史教授告诉我们，现在很难看到地道纯粹的本地产的手工艺品了，大都是舶来品，很多“伪藏饰”就在拉萨郊区的浙江商人的作坊里生产。

其次是技能和心态问题。在拉萨等更大的现代化城市，要参与大型基础建设以及其带动的城镇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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